自崇祯元年(1628年)起，中国北方大旱，赤地千里，寸草不生，《汉南续郡志》记，“崇祯元年，全陕天赤如血。五年大饥，六年大水，七年秋蝗、大饥，八年九月西乡旱，略阳水涝，民舍全没。九年旱蝗，十年秋禾全无，十一年夏飞蝗蔽天……十三年大旱……十四年旱”。

　　崇祯朝以来，陕西年年有大旱，百姓多流离失所。

　　崇祯二年五月正式议裁陕北驿站，驿站兵士李自成失业。

　　崇祯三年(1630年)陕西又大饥，陕西巡按马懋才在《备陈大饥疏》上说百姓争食山中的蓬草，蓬草吃完，剥树皮吃，树皮吃完，只能吃观音土，最后腹胀而死，崇祯六年，“全陕旱蝗，耀州、澄城县一带，百姓死亡过半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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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崇祯七年，家住河南的前兵部尚书吕维祺上书朝廷：“盖数年来，臣乡无岁不苦荒，无月不苦兵，无日不苦挽输。

　　庚午(崇祯三年)旱;辛未旱;壬申大旱。野无青草，十室九空。……村无吠犬，尚敲催征之门;树有啼鹃，尽洒鞭扑之血。黄埃赤地，乡乡几断人烟;白骨青磷，夜夜似闻鬼哭。欲使穷民之不化为盗，不可得也”。

　　旱灾又引起蝗灾，使得灾情更加扩大。

　　河南于崇祯十年、十一年、十二年、十三年皆有蝗旱，“人相食，草木俱尽，土寇并起”，其饥民多从“闯王”李自成。崇祯十三、十四年，“南北俱大荒……死人弃孩，盈河塞路。”

　　瘟疫爆发

　　崇祯十四年，左懋第督催漕运，道中驰疏言：“臣自静海抵临清，见人民饥死者三，疫死者三，为盗者四。米石银二十四两，人死取以食。惟圣明垂念。”

　　保定巡抚徐标被召入京时说：“臣自江推来数千里，见城陷处固荡然一空，即有完城，亦仅余四壁城隍，物力已尽，蹂躏无余，蓬蒿满路，鸡犬无音，未遇一耕者，成何世界!”这时华北各省又疫疾大起，朝发夕死。“至一夜之内，百姓惊逃，城为之空”。

　　崇祯十四年七月，疫疾从河北地区传染至北京，病名叫“疙瘩病”。

　　崇祯十六年，北京人口死亡近四成，十室九空。崇祯十六年八月，天津爆发肺鼠疫：“上天降灾，瘟疫流行，自八月至今(九月十五日)，传染至盛。有一二日亡者，有朝染夕亡者，日每不下数百人，甚有全家全亡不留一人者，排门逐户，无一保全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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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崇祯十七年，天津督理军务骆养性说，“昨年京师瘟疫大作，死亡枕藉，十室九空，甚至户丁尽绝，无人收敛者。”

　　崇祯十三年江南遭大水，崇祯十四年有旱蝗并灾，十五年持续发生旱灾和流行大疫。地方社会处在了十分脆弱的状态，盗匪与流民并起，各地民变不断爆发。内忧外患

　　为剿流寇，朱由检先用杨鹤主抚，后用洪承畴，再用曹文诏，再用陈奇瑜，复用洪承畴，再用卢象升，再用杨嗣昌，再用熊文灿，又用杨嗣昌，十三年中频繁更换围闯军的将领。这其中除熊文灿外，其他都表现出了出色的才干。然用人存疑，以至责无成效皆功亏一篑。

　　李自成数次大难不死，后往河南聚众发展。此时北方皇太极又不断骚扰入侵，明廷苦于两线作战，每年的军费“三饷”开支高达两千万两以上，国家财政早已入不敷出，缺饷的情况普遍，常导致明军内部骚乱哗变。

　　朱由检求治心切，《春明梦余录》记述：“崇祯二年十一月，以司礼监太监沈良住提督九门及皇城门，以司礼监太监李凤翔总督忠勇营”;中后金反间计，自毁长城，冤杀袁崇焕。

　　随着局势的日益严峻，朱由检的滥杀也日趋严重，总督中被诛者七人，巡抚被戮者十一人。朱由检亦知不能两面作战，私底下同意议和。但明朝士大夫鉴于南宋的教训，皆以为与满人和谈为耻。因此朱由检对于和议之事，始终左右为难，他暗中同意杨嗣昌的议和主张，但一旁的卢象升立即告诉皇帝说：“陛下命臣督师，臣只知战斗而已!”，朱由检只能辩称根本就没有议和之事，卢象升最后战死沙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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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明朝末年就在和战两难之间，走入灭亡之途。

　　崇祯十五年(1642年)，松山、锦州失守，洪承畴降清，朱由检又想和满清议和，兵部尚书陈新甲因泄漏议和之事被处死，与清兵最后议和的机会也破灭了。

　　崇祯十七年(1644年)明王朝面临灭顶之灾，朱由检召见阁臣时悲叹道：“吾非亡国之君，汝皆亡国之臣。吾待士亦不薄，今日至此，群臣何无一人相从?”在陈演、光时亨等反对之下未能下决心迁都南京。

　　此时，农民军起义已经十多年了，从北京向南，南京向北，纵横数千里之间，白骨满地，人烟断绝，行人稀少。崇祯帝召保定巡抚徐标入京觐见，徐标说：“臣从江淮而来，数千里地内荡然一空，即使有城池的地方，也仅存四周围墙，一眼望去都是杂草丛生，听不见鸡鸣狗叫。看不见一个耕田种地之人，像这样陛下将怎么治理天下呢?”崇祯帝听后，潸然泪下，叹息不止。

　　于是，为了祭祀难民和阵亡将士和被杀的各位亲王，崇祯帝便在宫中大作佛事来祈求天下太平，并下诏罪己诏，催促督师孙传庭赶快围剿
大明有几个皇上是谁?老婆好像是明朝

　　我们都知道，古代皇帝一般都是后宫佳丽三千，虽说不会个个都印象深刻，可总不至于连自己的老婆都不认识吧?但是，大明弘光帝就不认识自己的“老婆”。这是怎么一回事呢?

　　在弘光元年(1645年)二月底的某一天，一位风姿绰约的美妇人找到河南巡抚越其杰，并且告诉他说：“我乃当今圣上昔日的福王妃童妃，请大人护送我回京。”这越其杰听到这话，当然是被吓了一大跳。然后赶紧把这个妇人奉为座上宾，并且仔细聆听了她是如何成为福王妃，又是如何流亡江湖的事。按理说，作为一方巡抚，他应该有自己的判断，不会轻易相信这个妇人才对。但是偏偏这个越其杰就是对这个妇人说的话深信不疑。因为这个巡抚越其杰是权臣马士英的姐夫，原本只是个地方小官，靠着小舅子的背景才当上封疆大吏的，他对这些藩封密事并不了解，当然是妇人说什么，他就信什么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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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于是他就答应护送这个女的去南京。但是此时去南京的路途并不安全，需要军队的保护，所以这位越巡抚就去找了在河南一带驻防的广昌伯刘良佐，与他一起商议此事。这个“定策”元勋刘爵爷当然也不会放过这次拍马屁的机会，随即答应派兵护送。他们一面奏报圣上，一面派人护送童氏去南京。

　　奇怪的是，弘光帝朱由嵩得到禀报后勃然大怒，不但立即否认，而且宣布童氏为假冒。在童氏被送抵南京的时候，他连见都不见她，直接把她扔给了锦衣卫，还命令都督冯可宗严查此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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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难道是弘光帝太薄情寡义吗?他难道连自己的老婆都不认了吗?在锦衣卫审讯的时候，童氏是这么供述的：“年三十六岁。十七岁入宫，册封为曹内监。时有东宫黄氏，西宫李氏。李生子玉哥，寇乱不知所在。氏于崇祯十四年生一子，曰金哥，啮臂为记，今在宁家庄。” 看来，这个童氏一口咬定自己是弘光帝昔日的妻子。对此，弘光帝是这么说的：“朕前后早夭，继妃李殉难，俱经追谥。且朕先为郡王，何有东、西二宫?”

　　原来弘光帝还是德昌郡王的时候，曾经娶过一个黄氏作王妃，不久黄氏就病故了。后来又娶了一个李氏为妃，但是也在崇祯十四年洛阳沦陷的时候投缳自缢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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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弘光帝的批复中说：“朕先为郡王，何有东、西二宫?”这种说法也是这是符合实际情况的，按明朝典制，亲郡王立妃由朝廷派员行册封礼。据《明实录》载，天启二年十月传制遣“工科给事中魏大中、行人司行人李昌龄封福府德昌王由崧并妃黄氏”。童氏称入宫邸时朱由崧有东、西二宫已属荒唐，更不可能又有什么“曹内监”为她举行册封礼。朱由崧没有儿子，“玉哥”、“金哥”之说也是空穴来风。如此看来，这个童氏妇人肯定不是弘光帝的妃子了。后来又有人说她是误认(如说她原为周王宫妾，或说是邵陵王宫人)，也有揣测她是在朱由崧落魄之时曾与之同居，所以现在想来蹭个皇后来当当。但是，无论哪一种说法，可以肯定的一点就是她绝不是朱由嵩的王妃，且此案也不应成为政局的焦点。

　　所谓弘光朝的“三案“(大悲和尚案、太子案、童妃案)不过是一些江湖骗子为了骗取富贵而掀起的无谓风波，但是南都君臣却耗尽精力去应付这些事情，这不能不说是弘光朝廷的悲哀。正当弘光君臣在为这些无谓的事情纠缠时，南京城已经处于楚歌的